不速之舞

称为国标舞的国际标准交谊舞分为摩登舞、拉丁舞两大系列的十个舞种。国标舞中的拉丁舞包括：桑巴，伦巴，斗牛，恰恰，牛仔。另一种为摩登舞，分为华尔兹、探戈、狐步、快步及维也纳华尔兹五种步伐。

对拉丁舞热情奔放，胯部动作的性感一直很着迷，特别是阿根廷探戈，肢体语言深深地倾诉着情感。前几年跟着波兰来的帅教练Nicole学遍了所有的拉丁舞。还特地去英国blackpool看了

 拉丁舞的世界锦标赛。那对拉丁舞世界冠军R&U今年宣布退休了，遗憾了许多fan, 其中也包括我。

Igor,是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国家舞蹈学院的小伙子, 他擅长跳国标舞的摩登舞，在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功底非常扎实。本来一直有点对摩登舞不宵一顾，舞姿是优雅古典，也简单好学，慢三，快三，狐步，快步，tango都会跳几步。。。。。这几个月跟Igor做舞伴跳摩登舞，把我折腾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抬腿移步，他要求我从基本功练起。这摩登舞看起来简单，宫廷舞嘛，轻轻地飘飘然，不像拉丁舞动作狂放有力，竭尽全身肢体语言。其实这功力却在悠然不表之中，肢体有很高的要求，肢体该挺的地方要挺，该柔软的地方要柔软，上身要支撑着，颈部背部要挺拔，腰部以下髋，臀，腿，膝盖都要放松柔软，最难的是舞者两人要同步，非常协调，要完全舞在一块儿。我称之为Torture, 每次练习结束都大汗淋漓，我差点要放弃了，看似舞姿心里明白但做不到，还是基本功练的不够。Igor 说，他练了25年了，现在还没找到合拍的专业舞伴。我只能暗暗咬牙，就把这作为练身塑身运动challenge self 吧。

上星期在舞厅的模拟赛上舞了一下 ，还正经地座着四五位裁判，不评名次但会评分留言。给了我不少的鼓励，都说任何事付出多少才会收获多少，深有体会。舞步是跟上了，但离 跳出摩登舞的韵味还需要好好认知摩登舞的真谛，更需要好好地练基本功，几个月的时间只能是刚入门，我称这次为“不速之舞”。留个影像以示鞭策。

国标舞基本功十大技巧
　　
一、纵向牵引技巧。亦谓形体要求，即全身放松状态下寻找一种头顶天花板的感觉，一种沿腰椎、颈椎直达头顶的综向牵引效应;中轴线(主线条)向上拉长延伸的同时，背部拉平，肌肉下压.同时收腹展胸，腰胯上提，肩部下沉，膝盖向里。对于摩登舞而言，还有两点特殊要求：一是手臂握持、双臂抱圆的构架永不变形，二是头略偏向左，上身略向后打开。
　　
二、平面牵引技巧。这是实现重心转移的关键。其要领是，无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都以胯部(及横膈膜)发力带动腿脚，“脚随身动，身到脚到，身随胯动，胯到身到”。即使身脚同时到，但脚随身动还是身随脚动?不同的意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只有脚随身动，才会产生龙(蛇)摆尾和行云流水般的效应;而一些人跳舞多年，为什么还“会踩脚”“怕踩脚”，就是因为身随脚动。
　　
三、不露痕迹技巧。这是重心转移的高境界。其要领是，脚底内侧着力，避免两脚同时承担体重，尽量缩短双脚分担重心的时间，让人看不出单脚到双脚、双脚到单脚重心交替的痕迹;即使遇到并步，也是由并拢脚到位后的最后一刹那(华而兹)，或最初一瞬间(探戈)完成的。
　　
四、全脚滚动技巧。所谓滚动，是指人体重心集中点在脚底位置的移动(转换)过程，无论脚尖滚向脚跟，还是脚跟滚向脚尖，都应流畅和平稳，且不得只用脚掌;这种滚动的意识还应有膝关节柔韧性配合，呈现一种只见人体流动不见重心交替的状态;这种滚动带来的自然起伏，与人为的原地颠簸不可同日而语。
　　
五、反身动作技巧。所谓反身(亦称侧身)以腰轴转动意识带动上半身的(不完全)转动;犹如扭秧歌—“左腿向前(后)，身往左(右)转;右腿向前(后)，身往右(左)转”。它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体重心推出，重心刚一到位，反身便消失在自然倾斜中。反身不但是旋转舞步的前奏，而且是其他舞步间衔接的过渡。没有反身技巧，身体就会显得僵硬;有了反身，重心转移就会锦上添花。

六、倾斜技巧。这里所说的倾斜，是以人体纵轴偏离垂直坐标、主线条向上延伸为特征展开的。其作用是通过腰轴发力促进人体流动，伴随反身动作展现曲线美的造型。同反身一样，需注意避免肩部扭曲腰部弯曲。
　　
七、摆动技巧。以腰胯发力而实现的摆动感，其作用是加大运步的步幅，增强身体的流动。为获取摆动感，需要在腰胯发力的同时运用脚掌推力，以及膝关节配合，从而实现身体在空中的挪动。
　　
八、升降技巧。以促进重心转移，促进平面牵引为目的的升降，即脚掌为中心，先使脚跟微微离地，;在脚跟上升过程中逐步伸直膝盖，使身体上升到最高，然后随着膝关节弯曲逐渐落地。
　　
九、领舞跟舞技巧。二者应当是全身信息的传递与反馈。腰部发力统率全身的所有信息依靠永不变形的手臂握持，向对方传递和反馈;华而兹等摩登舞还应解助腰胯，更有效地传递反馈。双方任何时候都必须各自保持重心稳定的相对独立，不能有丝毫依赖对方的动机。领舞者应准确果断，跟舞者应绝对服从，不得自作主张。
　　
十、节奏处理技巧。初级阶段踩准脚步，高级阶段用身体合音乐的同时，还应当对原有的节拍加以处理使之丰富多彩。如我们将华而兹的两个弱拍融化在一起，形成“嘭嚓.嚓”的附点性变化，随着最后一霎那升到最高，飘逸的风度淋漓酣畅。至于斗牛舞曲跳探戈、传统中四跳狐步、传统中三跳桑巴，也许别有一番风味。

由“方阵” 想起......

 十一国庆的阅兵，一块块由人组成的“方阵”压过来，看了有说不出的滋味，这是人们真得由衷的在欢庆吗？让我联想起张艺谋导演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也是一大块一大块方阵，人们像一个个棋子般被摆弄，还煞有其事地叙述着中国的历史。也让我联想起北朝鲜的阅兵，更有希特勒上台时的开国典礼。。。。。这“方阵”不正是独裁的象征。还真有人理论过，称为是纳粹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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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什么极权主义美学，那么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整齐划一、为什么热衷于步调一致？那是需要扼杀一切来自oneself方向上的东西，拒绝和抹杀来自人们自身或事物自身内部的东西，认为所有这些不是顺着权威手指方向看过去的东西，没有被他们命名或者吸纳的东西，处于他们之外的东西，就都是噪声和杂音，是前来挑衅的，或者是低级和低贱的。为了达到这种表面的光滑效果，什么造假都可以。很难说——是这种不道德的美学，帮助制造了极权主义体系；还是这种体系之下，才会产生这种恶劣的美学？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体系十分依赖于这种美学，它对于艺术的依赖，超过了任何一种体系。

弗洛伊德认为，在群体中个人意识趋向最小化乃至完全消失，万众一心听凭领袖支配。群体中的个人与领袖之间由超我纽带连接，亦即个人以领袖为自我理想，将领袖的价值观与愿望内化成自己的。而个人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是通过自我纽带，就是在同样的“领袖替代自我”中彼此认同，从而在群体中产生同一、无我、利他的亲密感情。原始部落在图腾崇拜中彼此认同，进入集体幻觉，就是这种心理过程。在群体中，领袖接管了追随者的内在生命，他的命令的效力取决于他所能取代每个人自我的程度，而不是他命令的内容。

与其他群众理论家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群体具有倒退的特点。群体不仅不会提升个体的水准，反而可能将个体降到低于群体中的最低者。个人意识是相当现代的产物，群体中个人意识重新失落，可视为一种返祖现象。群体如同北美的野牛，成群结队地跟随几只带头牛在大草原上狂奔。个人意识消失后，群体行为完全受制于领袖一人的心智、判断、欲望，乃至妄想，希特勒的妄想便是如此演变成整个德国的妄想。这种举国一致虽然表面上看来无与伦比，但最终将毁掉德国，因为自我纠正能力从此丧失，不到一败涂地决不罢休。

一个人不敢做的事，群体做起来可以名正言顺。一个人做事会患得患失，一个人犯罪会感到畏惧罪孽，这正是他在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掂量法律和舆论的制裁。但群体行动就不同了，只要有响亮的口号，就可以无所顾忌，根本意识不到是在犯罪。作为人，怕苦怕死都是本能，要克服这些本能，必须有强有力的诱因，而人们最抵挡不住的就是所谓的伟大高尚。因为名利权势虽为人之所欲，人类社会的道德舆论却不利于赤裸裸地去追求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作恶时往往要作伪君子状。然而在伟大高尚的名义下——不论是奉献给“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女人，还是在“圣战”号召下争做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他们做出可怕的事，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名垂千古。

 
但难道壮观宏大不给人美感吗？在此，我们要稍涉学理。这在美学史上就是对崇高的讨论。古典文献中较全面地涉及崇高问题的是托名郎吉努斯的《论崇高》。这篇文章要旨在于讨论“崇高”的文体。但在论及崇高的境界时，作者激情澎湃地指出：“你试环视你四围的生活，看见万物的丰富、雄伟、美丽是多么惊人，你便立刻明白人生的目的究竟何在。”所以作者说，我们绝不会赞叹小小的溪流，而会赞叹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和海洋；我们绝不会赞叹烛光，而会赞叹星光和爆发的火山。作者总结道：“唯有超常的事物才引起我们的惊叹。”作者借一位哲学家之口发问，为什么现在没有真正崇高与伟大的天才出现呢？他自己答道：“我们从未尝过辩才最美好最丰富的源泉——自由。我们没有表现什么天才，只有谄媚之才。虽然奴隶偶有其他才能，但奴隶中却没有人能成为演讲家，因为言论不自由和惯于挨打的囚徒之感，往往在奴隶心中浮现。正如荷马所说，‘一旦为奴，就失掉一半人的价值’。”在这里，他把自由作为出现崇高作品与人物的先决条件。

后来，柏克在他的《论崇高》（sublime这个词不分场合地译为崇高有些不妥，因为“崇高”一词在中文中完全是褒义，而在西方文献中，它有时用来作单纯描述性用语，不带褒贬，甚至有时描述某种令人不快的感觉。柏克的论述就是如此）中指出：“当自然界中的伟大和崇高发生极其强大的作用时，它所引起的情绪是恐惧。”柏克在此所指的是高山大川、平原旷野、湖泽海洋这类体积大到人不可把握的自然物。他接着说：“恐惧是一种心灵状态，心灵完全被对象占据，不能容纳其他对象，同时也不能对占据它的那个对象进行理性分析。这个‘崇高’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席卷我们而去。”

康德受柏克启发，注意到美与崇高的区别（周辅成老师在20世纪30年代介绍康德美学入中国时，把崇高译为“壮美”，这种译法亦有深意）。在《判断力批判》的“崇高的分析论”一节，康德指出崇高可见于“无形式”的对象，它以“量”与“力”来表现，从而崇高愉悦是消极的。而且，由于崇高感的“无形式”，也就是崇高感不能直接诉诸感官，就像不能仅凭感官去经验大海的浩瀚无垠，人必得借助某些理性的观念去产生崇高感。康德明确指出那些能够对感官施加暴力的力量，反而会激发出新的亢奋，从而产生崇高感。

纳粹以数量与体积之庞大来造就自己活动的舞台，恰是要利用这种能够强暴感官的外在的壮丽辉煌，来造成臣民因内心恐惧而生的“崇高感”，让他们在无法以自己的经验把握眼前场面时，产生依赖与顺从。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崇高是一种谎言，因它不扩展和丰富人的美感，而是一种压迫、操纵的形式。以人造“崇高”来实现操纵，这是一切专制社会和暴君最擅长的手段。他们所喜爱的“超常宏大”以令人恐怖和丧失理性的效果造成一个脱离人的日常生活的虚假世界。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楚门的世界”，眼前的布景比真实更真实。人的真实生存便消解在这个布景中了。

依据我们的审美经验，能在我们心中引发崇高感的东西，并不单纯是那些体积巨大、高高在上、狂轰滥炸的强暴感官的东西。也就是说，并不仅是那些被康德归为“量”与“力”的东西。对一个具有良好审美鉴赏力的人，崇高是可由多种对象引发的心理感觉。虎啸崇山固可让我们敬畏，精卫填海亦可让我们景仰。这就是罗斯金所讲的“还有一种同情之心，表现为宏伟的建筑的形式。这种同情之心在自然事物中最为崇高”。罗斯金要追寻“这种由同情心引导的统治力量”。这个理想由柯布西耶所践行。柯布西耶的名著《走向新建筑》劈头就提出建筑的道德问题：“道德问题，谎话是不可容忍的。人类会在谎话中灭亡。”在他看来，建筑中最美的，是能够“造就出幸福的人们”的东西。柯布西耶说：“幸福的城市有建筑艺术……在我们的住宅里，它多么自由自在！我们的住宅组成了街道，街道组成了城市，城市是有灵魂的个体，它感觉、它受苦、它赞美。”在大师眼中，只有那些反映人们真实生存状况、服务于人的自由，给人带来幸福的建筑，才是美的、令人赞叹的。他仿佛预见到在他身后，有一种政治力量把建筑变为谎言。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1974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哈耶克

哈耶克：“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诚然，思想的概念认知又是如此的重要。摘录以下，可以清思避浑，正本清源以作判断。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所提出的几点主要观点

第一、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在19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西方各国的经济复苏在当时依然是步履维艰、路途漫漫，但整个世界那时又卷入了由希特勒纳粹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之中。当时，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就不无感叹地说：“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刻意选择的目标，来取代那些非个人化和匿名的市场机制”。

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哈耶克当时十分孤寂但却又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坚持认为，政府主导经济会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会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亦会导致极权主义政府的兴起。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所描述的那样“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必定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第二，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是使个人从束缚他日常活动的习俗的和成规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法治下的自由社会。西方世界的兴起和近代以来科学的巨大进步，均是建立在个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基础上的一种复杂的市场秩序的结果。然而，甚至在德国纳粹极权主义魔影变成人类真正威胁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逐渐偏离构成欧洲近代文明之基础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基本理念的苗头，试图以集体主义的政府主导来取代经济的市场运行。哈耶克当时就警告说：“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以往的哪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

哈耶克论证道：“国家一旦负起为整个经济生活制定计划的任务，不同个人和集团的应处地位就必不可免地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在政府主导中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决定谁拥有什么，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命令权。”

在此情况下，人们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将会全面丧失。“如果‘资本主义’这里是指一个以自由处置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一个竞争体制的话，那么，更要认识到，只有在这种体制中，民主才有可能。”对于哈耶克的这一洞识，弗里德曼在1971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新德文版序中归纳到：“自由市场是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达致参与民主的机制”。

第三，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

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正式的法律制度，就没有自由。哈耶克明确指出：“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也很重要。如果生产资料掌握在众多的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方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从私有财产与自由之间的的这种内在联系，私有财产制度与平等、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哈耶克认为，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的理想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达到社会收入的平等，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识。因为，“虽然在竞争社会中，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然而，只有在竞争制度下，穷人才有可能致富，且才能单凭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掌权者的恩惠致富，才没有任何人阻挠个人致富的努力”。并且，“一个富人掌权的世界仍然比只有那些已经掌权的人才能获取财富的世界要更好些”。

哈耶克还深刻地指出：“从古希腊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而这些规则能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明确知道谁有权处置任一特定物”。这种明确界定财产安排的法律，能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知道谁对任何具体财物享有支配权，这对市场交易和自发秩序的扩展尤为重要。

第四，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

法治、法治国的理念以及自由与法治是什么的关系呢？哈耶克明确指出：“只有在自由主义的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法治不但是自由的保障，而且是自由的法律的体现。只有在法治之下，人们才有真正的自由。”

而法治与自由是什么关系呢？“自由的意义仅仅是指人们的行动只受一般性规则的限制。自由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机构的批准，只能为同样平等适应于所有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

第五，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

在法治之下才有自由，反映了“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一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理念。对于这一点，哈耶克明确指出：“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行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包括对立法机构权力的限制。”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权者在特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

第六，“自由放任”理念是对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危害

尽管哈耶克一贯地宣扬自由、法治和宪政的一些基本理念，主张要用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来约束政府，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能把他的经济和政治主张理解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要简单地“无为”。在经济领域中，他主张要采取私有企业制度，主张市场竞争体制，并且反对经济活动中的“自由放任”。因为“也许对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

哈耶克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也不是主张政府在管理经济、政治与社会事务上无所作为，而是主张在政府自己遵守预先制定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并通过法律来管理和治理社会。譬如，在谈到过去那些使竞争体制成功运作的积极条件时，哈耶克就指出：“竞争要得以运行，不仅需要组织起来某些足够的建制，如货币、市场和信息渠道等等（其中有些是私人企业所从来未能提供的），而且尤其依赖一种适当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这种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既要维系竞争，又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挥作用。”

哈耶克还特别批判了那种主张“自由放任”原则的人：“如果认为自由主义就是政府的无为，或者提出政府不应当‘采取行动’或‘干预’市场，这就错了。每一个政府当然必须要有所作为，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要干涉到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问题是个人能否预见到政府的行动，并用这种知识为依据来制定自己的计划”。

第七，民主本质上是实现自由和保障社会安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哈耶克指出，民主并不是最高的目的，而是一种保障国内和平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哈耶克还警告说：“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以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和由教条主义多数所支配的政府统治之下，民主政府可能和最坏的政府同样暴虐。”因为，“民主虽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成专断，但并非仅依靠存民主就能防止专制”。

尽管哈耶克并不认为民主是现代良序社会的最高目的，且民主也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因而主张“不要把民主奉为神灵”，但他绝不是说民主不重要。因为，“只要政府的职能是根据一种广为接受的信条被限制在大多数人通过自由讨论而能达成一致的那些领域中，民主政府便能成功地运行”，这就是把权力放进笼子里去的意思。

哈耶克：“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寓意深刻，简单地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有时阻碍变化发展的，甚至不是既得利益，而是被某些思想“俘虏”的思想观念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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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又译为海耶克），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他被广泛视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对于法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哈耶克在1974年和他理论的对手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在1991年，哈耶克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表扬他“终身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