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国庆的阅兵，一块块由人组成的“方阵”压过来，看了有说不出的滋味，这是人们真得由衷的在欢庆吗？让我联想起张艺谋导演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也是一大块一大块方阵，人们像一个个棋子般被摆弄，还煞有其事地叙述着中国的历史。也让我联想起北朝鲜的阅兵，更有希特勒上台时的开国典礼。。。。。这“方阵”不正是独裁的象征。还真有人理论过，称为是纳粹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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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什么极权主义美学，那么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整齐划一、为什么热衷于步调一致？那是需要扼杀一切来自oneself方向上的东西，拒绝和抹杀来自人们自身或事物自身内部的东西，认为所有这些不是顺着权威手指方向看过去的东西，没有被他们命名或者吸纳的东西，处于他们之外的东西，就都是噪声和杂音，是前来挑衅的，或者是低级和低贱的。为了达到这种表面的光滑效果，什么造假都可以。很难说——是这种不道德的美学，帮助制造了极权主义体系；还是这种体系之下，才会产生这种恶劣的美学？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体系十分依赖于这种美学，它对于艺术的依赖，超过了任何一种体系。
弗洛伊德认为，在群体中个人意识趋向最小化乃至完全消失，万众一心听凭领袖支配。群体中的个人与领袖之间由超我纽带连接，亦即个人以领袖为自我理想，将领袖的价值观与愿望内化成自己的。而个人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是通过自我纽带，就是在同样的“领袖替代自我”中彼此认同，从而在群体中产生同一、无我、利他的亲密感情。原始部落在图腾崇拜中彼此认同，进入集体幻觉，就是这种心理过程。在群体中，领袖接管了追随者的内在生命，他的命令的效力取决于他所能取代每个人自我的程度，而不是他命令的内容。
与其他群众理论家一样，弗洛伊德也认为群体具有倒退的特点。群体不仅不会提升个体的水准，反而可能将个体降到低于群体中的最低者。个人意识是相当现代的产物，群体中个人意识重新失落，可视为一种返祖现象。群体如同北美的野牛，成群结队地跟随几只带头牛在大草原上狂奔。个人意识消失后，群体行为完全受制于领袖一人的心智、判断、欲望，乃至妄想，希特勒的妄想便是如此演变成整个德国的妄想。这种举国一致虽然表面上看来无与伦比，但最终将毁掉德国，因为自我纠正能力从此丧失，不到一败涂地决不罢休。
一个人不敢做的事，群体做起来可以名正言顺。一个人做事会患得患失，一个人犯罪会感到畏惧罪孽，这正是他在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掂量法律和舆论的制裁。但群体行动就不同了，只要有响亮的口号，就可以无所顾忌，根本意识不到是在犯罪。作为人，怕苦怕死都是本能，要克服这些本能，必须有强有力的诱因，而人们最抵挡不住的就是所谓的伟大高尚。因为名利权势虽为人之所欲，人类社会的道德舆论却不利于赤裸裸地去追求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作恶时往往要作伪君子状。然而在伟大高尚的名义下——不论是奉献给“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女人，还是在“圣战”号召下争做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他们做出可怕的事，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名垂千古。
但难道壮观宏大不给人美感吗？在此，我们要稍涉学理。这在美学史上就是对崇高的讨论。古典文献中较全面地涉及崇高问题的是托名郎吉努斯的《论崇高》。这篇文章要旨在于讨论“崇高”的文体。但在论及崇高的境界时，作者激情澎湃地指出：“你试环视你四围的生活，看见万物的丰富、雄伟、美丽是多么惊人，你便立刻明白人生的目的究竟何在。”所以作者说，我们绝不会赞叹小小的溪流，而会赞叹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和海洋；我们绝不会赞叹烛光，而会赞叹星光和爆发的火山。作者总结道：“唯有超常的事物才引起我们的惊叹。”作者借一位哲学家之口发问，为什么现在没有真正崇高与伟大的天才出现呢？他自己答道：“我们从未尝过辩才最美好最丰富的源泉——自由。我们没有表现什么天才，只有谄媚之才。虽然奴隶偶有其他才能，但奴隶中却没有人能成为演讲家，因为言论不自由和惯于挨打的囚徒之感，往往在奴隶心中浮现。正如荷马所说，‘一旦为奴，就失掉一半人的价值’。”在这里，他把自由作为出现崇高作品与人物的先决条件。
后来，柏克在他的《论崇高》（sublime这个词不分场合地译为崇高有些不妥，因为“崇高”一词在中文中完全是褒义，而在西方文献中，它有时用来作单纯描述性用语，不带褒贬，甚至有时描述某种令人不快的感觉。柏克的论述就是如此）中指出：“当自然界中的伟大和崇高发生极其强大的作用时，它所引起的情绪是恐惧。”柏克在此所指的是高山大川、平原旷野、湖泽海洋这类体积大到人不可把握的自然物。他接着说：“恐惧是一种心灵状态，心灵完全被对象占据，不能容纳其他对象，同时也不能对占据它的那个对象进行理性分析。这个‘崇高’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席卷我们而去。”
康德受柏克启发，注意到美与崇高的区别（周辅成老师在20世纪30年代介绍康德美学入中国时，把崇高译为“壮美”，这种译法亦有深意）。在《判断力批判》的“崇高的分析论”一节，康德指出崇高可见于“无形式”的对象，它以“量”与“力”来表现，从而崇高愉悦是消极的。而且，由于崇高感的“无形式”，也就是崇高感不能直接诉诸感官，就像不能仅凭感官去经验大海的浩瀚无垠，人必得借助某些理性的观念去产生崇高感。康德明确指出那些能够对感官施加暴力的力量，反而会激发出新的亢奋，从而产生崇高感。
纳粹以数量与体积之庞大来造就自己活动的舞台，恰是要利用这种能够强暴感官的外在的壮丽辉煌，来造成臣民因内心恐惧而生的“崇高感”，让他们在无法以自己的经验把握眼前场面时，产生依赖与顺从。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崇高是一种谎言，因它不扩展和丰富人的美感，而是一种压迫、操纵的形式。以人造“崇高”来实现操纵，这是一切专制社会和暴君最擅长的手段。他们所喜爱的“超常宏大”以令人恐怖和丧失理性的效果造成一个脱离人的日常生活的虚假世界。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楚门的世界”，眼前的布景比真实更真实。人的真实生存便消解在这个布景中了。
依据我们的审美经验，能在我们心中引发崇高感的东西，并不单纯是那些体积巨大、高高在上、狂轰滥炸的强暴感官的东西。也就是说，并不仅是那些被康德归为“量”与“力”的东西。对一个具有良好审美鉴赏力的人，崇高是可由多种对象引发的心理感觉。虎啸崇山固可让我们敬畏，精卫填海亦可让我们景仰。这就是罗斯金所讲的“还有一种同情之心，表现为宏伟的建筑的形式。这种同情之心在自然事物中最为崇高”。罗斯金要追寻“这种由同情心引导的统治力量”。这个理想由柯布西耶所践行。柯布西耶的名著《走向新建筑》劈头就提出建筑的道德问题：“道德问题，谎话是不可容忍的。人类会在谎话中灭亡。”在他看来，建筑中最美的，是能够“造就出幸福的人们”的东西。柯布西耶说：“幸福的城市有建筑艺术……在我们的住宅里，它多么自由自在！我们的住宅组成了街道，街道组成了城市，城市是有灵魂的个体，它感觉、它受苦、它赞美。”在大师眼中，只有那些反映人们真实生存状况、服务于人的自由，给人带来幸福的建筑，才是美的、令人赞叹的。他仿佛预见到在他身后，有一种政治力量把建筑变为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