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

美国时间9月18日，罹患胰腺癌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

“她终于死了！”我和谁一样脑子里第一冒出来的一句话。这位集犹太人在自己领域里做到极致的女法官。美国极左派的女权主义代表，我仅仅佩服她的是，她已患各种癌症多年，还能支撑在大法官这个位置上不倒下，为美国的左派撑腰，却在这个不该死的时刻，她终于倒下了---87岁。

 

 金斯伯格的突然去世，可能不仅仅是女权界失去了一位旗帜性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对目前的民主党可谓沉重打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整个美国的长期走向产生微妙的影响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体系中，白宫掌握行政权，国会掌握立法权，法院则掌握司法权。最高法院在美国地位超然，它是唯一根据《美国宪法》专门设立的法院，而其他法院则由国会设立。它拥有包括《美国宪法》在内的所有联邦法律的最终解释权。最高法院大法官有专门的头衔“Justice”，下级法院法官只能叫做“Judge”。

最高法院共有1位首席大法官，8位大法官。之所以是单数，就是为了防止出现重大问题表决出现两方对等的情况。在英美这种判例法系统中，法官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职业，既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又需要足够的经验积累。所以有别于行政职务定期竞选，为了确保大法官不受政党、政府、团体影响，保持独立地位，美国大法官是终身制的。也就是一经任命，只要本人不主动退休，这个位置可以一直干到去世。

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

所有大法官均是由美国总统提名，并且需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后方可任命。但一旦就职，他就完全不受任何行政上的控制。所以虽然贵为总统，也不是经常有机会能够提名大法官。只有等大法官职位出现空缺，除非他们被国会弹劾并被定罪，主动退休或者去世，才能得偿所愿。

那么为什么大法官的人选在美国两党政治中这么重要呢？随便举个例子。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和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选情极为接近，相差只在毫厘之间，最终决定胜负的是佛罗里达州，投票结果显示布什领先戈尔不到1000票。因为这点票数丢了整个选举，戈尔自然不服，上诉法院，要求重新清点票数。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后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数否决戈尔要求，掌控最高权柄的大法官们决定了总统归宿。戈尔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地宣布竞选失败。

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最高法院的判例一旦落锤，此后都必须循例遵守，要推翻很困难。这对整个国家会形成长久的影响。正是因为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拥有至高无上、一槌定音的权力和权威，无论哪一任总统上任，都把提名大法官看做大事，一般都会选跟本党政治立场较为接近的法官。因为大法官的终身制，一定选定，可以说对自身是长久的利好。

那么两党都以什么标准选大法官呢？

大法官本身并没有任何属性，但是不同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和执行不同，一般有保守派、温和派、自由派之分。所谓保守派并不是观念保守，而是在判决中更注意法律条文的本意，不随意做出宽泛的解读和延伸；所谓自由派就是讲求理念革新，对法律的适用往往有超越旧规的诠释。温和派则居于两者之间。

此前的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是5:4，现在金斯伯格去世，这届总统在自己第一个任期仅仅只有3个月不到的时候，又有了极为难得的提名机会，自然会再次提名自己心仪的人员，此消彼长，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很可能是压倒性的6:3，这对于美国政治的长期走向可以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民主党要想扭转这种局面，恐怕短期内就很难通过选举实现了。

整个美国社会都在重拾保守主义的观点，更接近于里根时代的美国理念。如果在最高法院再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那么可以说，整个美国的右转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我的观念，在封闭专制，信息不发达的 社会需要民主自由的激进派，而在民主自由社会，特别是极左思潮泛滥时，保守传统不伐是稳定坚固社会的平衡理念。等待美国人的选择吧。

安慰剂效应

 

"Bill把门锁上，他的疼痛又发作了！“护士Julia在电话里焦急地说道，

”我在一小时之前刚给了他吗啡镇痛剂，”她又补充着。

Bill 是越战的退伍军人，他身上有几处战争时弹片留下来的旧伤，头部的剧烈疼痛使他离不开镇痛药，也给他生活上造成很多不便和痛苦。

我赶忙来到了病房，Bill的病房门锁着，使劲也推不开，护士打电话叫来了Security guard。

当门打开后，只见Bill在床上卷曲着身子，两腿紧夹着双臂，一阵一阵地抽搐着像在自慰。

护士Julia走近床前，“Bill，医生来了，还在痛吗？我一小时前给的吗啡。”

“I had pain, I am still having pain!"  Bill 撕裂着嗓子，身体微微颤抖。

我看了看监察仪，数据都正常，

“好吧，可能给的吗啡剂量不够，Julia，再给Bill 打一针吧，”

走出病房，我嘱咐护士给他打一针安慰剂----生理盐水即可。

10分钟过后，护士告诉我，Bill 已很安静睡着了。

------这就是安慰剂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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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美国纽约的两位研究人员研究了预期心理与安慰剂效应的定量关系。他们采用随机双盲法，将慢性疼痛病人分成几组，分别给予不同剂量的止痛药物。剂量越高，止痛效果越强。等到药效过去，疼痛恢复后，再给病人用一次药，但这次给的其实是安慰剂。病人的疼痛果然因安慰剂效应而减轻，而且减轻的程度与第一次使用止痛剂的效果相关：先给的止痛剂的剂量越大，后给的安慰剂止痛效果就越好，表明预期值越高，安慰剂效应越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医学院的比切尔医生在前线野战医院中观察到，紧急情况下有人用生理盐水代替吗啡止痛，居然获得成功。受此启发，战后他与同事开创了对安慰剂效应的科学研究，证明了安慰剂的疗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病人的主观臆想。比切尔等人的工作直接导致美国新药审批程序的重大变革，以及为了淘汰无效药物而对现有药品市场的大清理。

比切尔医生在战场上观察到的现象得到了证实。安慰剂的这种作用被称为安慰剂效应。除了疼痛，研究人员还对焦虑症、感冒、咳嗽等其它病症进行了类似的对照试验，进一步证明安慰剂效应是普遍存在的。

 早在19世纪，伟大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就发现，狗在饥饿状态下见到食物会大量分泌唾液，这是任何一只狗与生俱来的生理反应。如果在喂食的同时发出另一个信号，例如摇动铃铛，经过若干次这样的训练以后，只要听到铃声，即使眼前没有食物，狗也会分泌唾液。这是由于经过训练以后，狗的大脑学到了将听到铃声与见到食物这两种刺激联系起来，使得原本与食物无关的铃声也能激发分泌唾液的生理反应。这种反应就是所谓的“条件反射”。顺带说一句，中文“条件反射”一词实在是个蹩脚的翻译，其外文原意是指 “经过训练得到的反应”或“习得反应”，以区分于不需要经过学习的先天性的“非条件反射”，例如见到食物时分泌唾液的反应。

 直到1970年代以后，随着脑神经科学的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才开始浮现。

 大脑是控制动物各种行为的神经中枢。动物有两种行为对整个种群特别重要：一是进食，二是交配。进食才能得到必须的营养，使动物存活；交配才能产生后代，使种群得以延续。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体内形成一套机制，对这些有益的行为进行奖赏，以鼓励多多进行。奖励的方式是在进食或交配时，让大脑中产生一类能激发快感的激素，称为“快乐激素”，其中包括多巴胺，内啡肽，5-羟色胺等等。这种奖赏机制的运作涉及神经系统中分别掌管不同功能的各部分，多巴胺等激素的一个功能就是在各部分之间传递信息，起协调作用，因此又称神经递质。

 如果制造多巴胺的细胞由于某种原因遭到损伤，致使分泌的多巴胺减少，就会造成肢体震颤、僵硬、移动迟缓、失去平衡能力等症状，这就是帕金森症，一种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

 奖赏系统中的特定部位被激活，分泌出内啡肽、多巴胺等激素。这些快乐激素一方面使我们心情愉快，另一方面还能引起各种良性的生理反应，减轻症状，促进疾病痊愈。

 

1970年代初，科学家发现大脑神经细胞表面有一种受体分子，可以识别吗啡等鸦片类药物，这种受体因此被命名为“鸦片类受体”。吗啡就是通过与这个受体结合，阻断大脑接收到的疼痛信号，降低疼痛的感觉。纳洛酮的作用则是阻止吗啡分子与受体的结合。

1975年，苏格兰的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大脑本身也可以产生一类作用与吗啡相似的物质，称为内啡肽，其英文原名就是“内源性吗啡”的缩写。内啡肽和吗啡一样，可以结合到鸦片类受体上，发挥止痛作用，造成欣快感。换句话说，它是我们的大脑自行产生的止痛剂。由此看来，识别内啡肽的受体被命名为“鸦片类受体”，实在是本末倒置，这受体本是造物主设计出来识别内源止痛剂的，吗啡只不过是鸠占鹊巢罢了！

 安慰剂效应诱发大脑产生了内源吗啡——内啡肽，正是这些内啡肽减轻了患者的痛感，

 

自恋盛行的时代

 

自恋盛行时代

“这也太自恋了”，似乎只需在网上或手机寻览一圈，就可收获一连串。

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时代，特别有了自媒体，原来蜷缩在心理医生诊所沙发上的自恋情结，如今成了社交媒体的基本色调，过去认为隐私是神秘的，不可侵犯，你不能偷看别人的日记，私物。现在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今天吃什麽，穿什麽，买了什麽，公宣与众，赢得点赞，赤裸裸地需要被关注已是社会交往中的常态。女人似乎更为多数。

从心理和精神健康角度看，自恋之花到处怒放的情形堪称过瘾。作为“自拍一代”的生存空间，悦己者为乐也已是一种精神寄托。

自恋是多种性格特征的综合体，而这些性格特征每个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但凡事走了极端，就成了病；自爱自重过度到了自恋的程度，上了公众人物的台阶下不来，就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成了精神疾病：自恋型人格障碍（NPD）。

对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目前尚无完全一致的标准。一般认为其特征：

1．对批评的反应是愤怒、羞愧或感到耻辱(尽管不一定当即表露出来)。

2．喜欢指使他人，要他人为自己服务。

3．过分自高自大，对自己的才能夸大其辞，希望受人特别关注。

4．坚信他关注的问题是世上独有的，不能被某些特殊的人物了解。

5．对无限的成功、权力、荣誉、美丽或理想爱情有非份的幻想。

6．认为自己应享有他人没有的特权。

7．渴望持久的关注与赞美。

8．缺乏同情心。

9．有很强的嫉妒心。

10．亲密关系困难，（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

 只要出现其中的五项，即可诊断为自恋型人格。

 

看一看，环顾一周是不是可以一抓一大把，呵呵😁😋😄 

 

英国NPD专家泰尼森·李（Tennyson Lee）博士列出诊断NPD的九项指标，都列在《诊断与统计指南》（DSM）里；这本手册是全世界心理学家和研究人员人手一本的专业工具书。

如果一个人具有下列至少5项特征，那么就可以确诊患了自恋型人格障碍症：

• 妄自尊大，对自身的重要性有恢宏的幻想
• 对功名权力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 深信自己独一无二、鹤立鸡群、超凡脱俗
• 对来自他人的崇拜、赞赏渴求无度
• 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特权感，比如民间所谓的“公主病”
• 习惯指使、支配、操纵和盘剥他人
• 缺乏同理心
• 对他人极度嫉羡
• 态度和行为傲慢、霸道 
  

科学和宗教

 

人类世界有两大主要矛盾是贫富不均，官僚体制。

尤其是贫富不均，过去贫富阶级之差，虽然有一次一次的革命，但科学不发达，人们只能屈从于命运沦陷于宗教。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上追求利润，在政治上以平等，自由，博爱来安抚平民稳定社会。贫富还是悬殊。现代社会，科学进步信息发达，人们更意识到贫富不均的存在。而且贫富差距越大，认为宗教重要的人就越多。有人做了调查，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最大，宗教重要的占比也最高。

“ 美国从立国之初不到20%的人信教，到今天75%左右的人信教。当初不满祖国宗教压迫的人们，来到北美洲，抢占了土著的土地，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的，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国家。当时的世界各国，都被君主皇权统治，大多数都政教合一，神棍横行。美国成了自由民主的灯塔。想不到，两百多年过去，作为美洲先民的母国，欧洲国家大多走向了真正的世俗政权，实现了真正的政教分离，宗教的影响日渐式微。和美国差不多同时的新兴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与时俱进，把国家建成多元，包容，自由的新世界。即使是后起之秀的亚洲民主国家，譬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其宗教的狂热程度也远远低于美国。”

这段阐述，难道宗教热忱真的和贫富不均有关？科学的不断发展更新为什麽还是不能解决贫富不均？政教分离难道要走回头路？没有了贫富不均，人类的动力，竞争力还会存在？。。。。。看来我杞人忧天勒，可悲的是只要人类世界还有不一样，不同种，就一定不平等，那贫富不均就一定存在。

瞎想一下，到科学发展到人类可以自己制作人 ，肤色，外貌，基因，智力都一样，那不就平等了，贫富不均也迎刃而解。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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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先贤们对宗教和科学的论述: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信念是，真实的知识可以从两种渠道获得：科学和宗教。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宇宙是极度有机的整体，认为自然律并不是非人格化的抽象，太阳就如上帝、地球等天体为圣子、天体之间的空间是圣灵。他也主张在科学的文献和宗教文献之间没有绝对区分。

牛顿则认为，物质的物体是消极被动的，他们不会自行运动。因此运动必有自然之外的来源。自然哲学的主要目的是找到这第一原因来解决下面的问题：引力是如何工作的？为何有机生命如此卓越地工作？世界如此有序、经济、美，其来源是什么？等等。

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否认科学的真取决于宗教的真，或宗教的真取决于科学的真。科学的结论将丰富有关上帝在自然中行动的思考。他还为原子的统一性和永恒性做了宗教的解释。

爱因斯坦不相信人格化宗教、但相信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自然神论。 他说过： “上个世纪，还有上世纪前一段时间，知识和信仰之间不可调和成为一种广泛的认识。这种观点在先进的思想内盛行一时：信仰应当被知识代替，不以知识为基础的信仰是迷信，必须反对。根据这一观念，教育的唯一功能是打开思维和知识之途，学校作为人们教育的最重要的机构，必须以此为终结目标。……然而，这一观念的弱点是，对人的行为和判断必不可少的、决定性的信念，不能够仅仅通过硬科学的途径找到。

  因为科学方法只能教导我们事实是如何互相联系的，这些联系的受什么条件制约。对客观知识的渴望是人的能力之中最高的一种，你们断然不能怀疑我会贬低人在这个领域内的成就和英雄般的努力。然而，同样清楚的是，‘是什么’的知识并没有直接打开‘应当怎样’的大门。一个人可以具备最清楚最完备的关于‘是什么’的知识，却不能够从中推演出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是什么。客观知识为我们实现某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终极目标本身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期盼必须来自另一个源头。无须争辩，只有建立这样一个目标和与之相应的价值，我们的存在和活动才获得意义。有关真的知识是如此令人惊奇，但作为一种指导却无能为力，甚至无法证明那种追求真知识的正当性和价值。于是，我们在这里面对着我们纯粹理性存在的有限性。……要弄清楚这些最基本的最终目标和价值，使其牢牢根植与个体的感情生活中，对我来说是恰恰就是宗教之于人的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犹太-基督教传统，给予我们这种热望和判断的最高原则”。

海森堡在讨论普朗克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说： “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不休的科学和宗教的冲突，似乎是由于误解，或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宗教的比喻和想象，同科学论述相混淆了。不用说，其争论的结果是毫无意义的。……可以说，科学是我们对待和讨论客观外界现实性的方式，而宗教信仰是从另一个意义上帮助我们选择行为和生活规范，作出主观决定的表现。……我怀疑人类社会是否能够在知识和信仰的尖锐对立中生活下去”。

费曼说，“虽然科学对许多宗教观念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它并不影响道德内容。宗教有很多方面;它回答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例如，它回答的问题是事物是什么，它们来自哪里，什么是人，什么是上帝 —— 上帝的属性，等等，我称之为宗教的形而上方面。它还告诉我们另一件事 —— 人应当怎样行为。不要忘记如何在某些仪式中表现，以及要做什么仪式; 我的意思是它告诉我们如何以道德的方式在生活中行为。它给出了道德问题的答案; 它给出了道德和道德准则。让我称之为宗教的道德方面。

现在，我们知道，即使有道德价值，人类也很脆弱; 必须让他们记得道德价值观，以便他们能够遵循自己的良心。这不仅仅是一个良心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保持力量去做你知道的事情的问题。宗教有必要给予力量和安慰，并有助于遵循这些道德观点。这是宗教的鼓舞人心的一面。它不仅为道德行为提供灵感 —— 它还为艺术和各种伟大的思想和行动提供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