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ll把门锁上，他的疼痛又发作了！“护士Julia在电话里焦急地说道，
”我在一小时之前刚给了他吗啡镇痛剂，”她又补充着。
Bill 是越战的退伍军人，他身上有几处战争时弹片留下来的旧伤，头部的剧烈疼痛使他离不开镇痛药，也给他生活上造成很多不便和痛苦。
我赶忙来到了病房，Bill的病房门锁着，使劲也推不开，护士打电话叫来了Security guard。
当门打开后，只见Bill在床上卷曲着身子，两腿紧夹着双臂，一阵一阵地抽搐着像在自慰。
护士Julia走近床前，“Bill，医生来了，还在痛吗？我一小时前给的吗啡。”
“I had pain, I am still having pain!" Bill 撕裂着嗓子，身体微微颤抖。
我看了看监察仪，数据都正常，
“好吧，可能给的吗啡剂量不够，Julia，再给Bill 打一针吧，”
走出病房，我嘱咐护士给他打一针安慰剂----生理盐水即可。
10分钟过后，护士告诉我，Bill 已很安静睡着了。
------这就是安慰剂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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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美国纽约的两位研究人员研究了预期心理与安慰剂效应的定量关系。他们采用随机双盲法，将慢性疼痛病人分成几组，分别给予不同剂量的止痛药物。剂量越高，止痛效果越强。等到药效过去，疼痛恢复后，再给病人用一次药，但这次给的其实是安慰剂。病人的疼痛果然因安慰剂效应而减轻，而且减轻的程度与第一次使用止痛剂的效果相关：先给的止痛剂的剂量越大，后给的安慰剂止痛效果就越好，表明预期值越高，安慰剂效应越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医学院的比切尔医生在前线野战医院中观察到，紧急情况下有人用生理盐水代替吗啡止痛，居然获得成功。受此启发，战后他与同事开创了对安慰剂效应的科学研究，证明了安慰剂的疗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病人的主观臆想。比切尔等人的工作直接导致美国新药审批程序的重大变革，以及为了淘汰无效药物而对现有药品市场的大清理。
比切尔医生在战场上观察到的现象得到了证实。安慰剂的这种作用被称为安慰剂效应。除了疼痛，研究人员还对焦虑症、感冒、咳嗽等其它病症进行了类似的对照试验，进一步证明安慰剂效应是普遍存在的。
早在19世纪，伟大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就发现，狗在饥饿状态下见到食物会大量分泌唾液，这是任何一只狗与生俱来的生理反应。如果在喂食的同时发出另一个信号，例如摇动铃铛，经过若干次这样的训练以后，只要听到铃声，即使眼前没有食物，狗也会分泌唾液。这是由于经过训练以后，狗的大脑学到了将听到铃声与见到食物这两种刺激联系起来，使得原本与食物无关的铃声也能激发分泌唾液的生理反应。这种反应就是所谓的“条件反射”。顺带说一句，中文“条件反射”一词实在是个蹩脚的翻译，其外文原意是指 “经过训练得到的反应”或“习得反应”，以区分于不需要经过学习的先天性的“非条件反射”，例如见到食物时分泌唾液的反应。
直到1970年代以后，随着脑神经科学的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才开始浮现。
大脑是控制动物各种行为的神经中枢。动物有两种行为对整个种群特别重要：一是进食，二是交配。进食才能得到必须的营养，使动物存活；交配才能产生后代，使种群得以延续。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体内形成一套机制，对这些有益的行为进行奖赏，以鼓励多多进行。奖励的方式是在进食或交配时，让大脑中产生一类能激发快感的激素，称为“快乐激素”，其中包括多巴胺，内啡肽，5-羟色胺等等。这种奖赏机制的运作涉及神经系统中分别掌管不同功能的各部分，多巴胺等激素的一个功能就是在各部分之间传递信息，起协调作用，因此又称神经递质。
如果制造多巴胺的细胞由于某种原因遭到损伤，致使分泌的多巴胺减少，就会造成肢体震颤、僵硬、移动迟缓、失去平衡能力等症状，这就是帕金森症，一种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
奖赏系统中的特定部位被激活，分泌出内啡肽、多巴胺等激素。这些快乐激素一方面使我们心情愉快，另一方面还能引起各种良性的生理反应，减轻症状，促进疾病痊愈。
1970年代初，科学家发现大脑神经细胞表面有一种受体分子，可以识别吗啡等鸦片类药物，这种受体因此被命名为“鸦片类受体”。吗啡就是通过与这个受体结合，阻断大脑接收到的疼痛信号，降低疼痛的感觉。纳洛酮的作用则是阻止吗啡分子与受体的结合。
1975年，苏格兰的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大脑本身也可以产生一类作用与吗啡相似的物质，称为内啡肽，其英文原名就是“内源性吗啡”的缩写。内啡肽和吗啡一样，可以结合到鸦片类受体上，发挥止痛作用，造成欣快感。换句话说，它是我们的大脑自行产生的止痛剂。由此看来，识别内啡肽的受体被命名为“鸦片类受体”，实在是本末倒置，这受体本是造物主设计出来识别内源止痛剂的，吗啡只不过是鸠占鹊巢罢了！
安慰剂效应诱发大脑产生了内源吗啡——内啡肽，正是这些内啡肽减轻了患者的痛感，
